【五】
      在日本有恶魔的存在吗？

答案是否定的。日本不存在相当于犹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恶魔。日本虽然也有“鬼”一说，但即便是鬼，也表现出恶的一面与神的一面。如在传统艺能或宗教仪式中，神有时会戴着鬼的面具从他界而来。所以在日本人看来，善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日本人的思维中，并不存在绝对恶的观念，也并没有追究恶的根源这种思考习惯。所以恶魔可以用来给孩子起名字，可以用来玩游戏。

那么日本人的这么一种观念是从哪里养成的呢？毫无疑问，亲鸾的思想给出了有力的支点。在亲鸾的学问框架里，我们发现他对恶（罪）有一条相当清晰的逻辑思路：恶（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是众生的本来面目。而这种“罪业”靠自力无法消除，只能依靠他力的阿弥陀佛本愿。他说：“如不依此悲愿，如此不堪之罪人，何能解脱生死。”也就是说，如果用了他力的念佛，人的罪业就有消除的可能。

 这里，亲鸾得出了两个平等思想：一个是众生罪业的平等，一个是被拯救的机会平等。那么逻辑的结论是：既然都是阳光普照的下平等，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罪恶不能容忍，还有什么恶人不能救赎的呢？看来在容忍罪，以罪为正机的亲鸾那里，人的前景要比基督教来得光明的多。众所周知，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模式便是创生—背叛（罪）—拯救。上帝造人，但人背叛上帝，上帝着手审判与救赎。这里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信上帝的原罪。又因为是原罪所以不同于恶。恶可以消除可以矫正，但罪再怎样的自力与他力都无济于事。而且在基督教那里，最煎熬人的是原罪还具有族类的不可切割性。

当然在亲鸾那里，固然看不到我们所熟悉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儒家文化，固然看不到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政党文化，但令人惊恐的是亲鸾将这一切都轻巧地不动声色地转换成了一种日常性，一种生活的日常性。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或许是沉湎于罪恶的人生，或许是走向歧路的人生。但人即便是做了坏事，或许就是在“着魔”的时候，或许就是在一时冲动的时候而为之的。日本语就有“出来心”（偶发的邪念）的说法。所以日本人对恶人和罪人没有一种没完没了的憎恨感觉。在日本接到喜事邀请，如果彼此有过节可以不去参加。但如果人死了，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被邀请后就必须出席葬礼，表示对死者的原谅。这是一种非常平行且宽容的思考和想法。这种思考和想法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人的心底。所以日本人能为妓女立碑。如神奈川县大矶町的延台寺，就有为江户时代的妓女建碑立墓。墓碑上刻有“大矶宿游女之墓”字样。所以日本人能为小偷建墓。如东京都两国的回向院就有鼠小僧次郎吉墓碑。这位江户年代的小偷专门家，前后进了98户有钱人家，偷了122回，总计得手3121两金钱，相当于今天的1亿日元。从昭和年代开始，这座小偷之墓竟成了日本人赌金钱胜负的护身之地，墓前堆满了各类钱包。就是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在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更能博得日本人同情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对此，山折哲雄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换一种说法，这种善神和恶神共生共存的模式，是否就是日本人至今都觉得生活得非常幸福的一个原因？如果他们今后也怀有这样的人生观生活下去的话，也未必是件坏事。甚而如果这种乐观的思维方式如果可以成为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也许全世界都会和平。山折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亲鸾的最高奖赏。因为山折等于宣布在亲鸾那里看到了世界精神。

 

【六】

当然，亲鸾的恶人正机说还必须回答这样一个设问：

如果恶人先于善人往生，那不就是鼓励人们从恶吗？岂非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毫无疑问，这个设问是有挑战性的。也是亲鸾思想最易被人误解的地方。

其实作更深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亲鸾是在讲“恶本源”，讲人如何彻底意识到自己就是恶的一分子。只有当你意识到了自己也是恶的一分子，那你如何更多地触及“良缘”与“善源”也就会成为一种自觉。这时的你就会超越善恶，并从恶道中得到救度。所以佛教的要义是救济恶人而不是惩罚恶人。这点与强调劝善罚恶的儒教有非常大的不同。亲鸾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揭示出人原本就是一种伪装的虚伪存在。所以人心中的恶的自觉都要比其他的自觉要来得早。只有当自己彻底认识到自己就是恶人的时候，人才能丢弃虚伪丢弃伪装，才能从本源上趋善。所以结论对亲鸾来说就是恶不仅不是需要破除的对象，反而是被拯救的正因。这就是亲鸾所言的最高恶。

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亲鸾之后的600多年，大哲学家康德似乎也在重复着亲鸾的思路。这令日本人兴奋。康德说，除了“善意志”之外，这个世上可称之为善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何谓善意志？是指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遵守。而这个遵守，在康德看来是“先验”的。而这个所谓的先验恰恰就是亲鸾“他力”用语的再造。如果不遵守的话，人就会滑入恶的行列从而与善无缘。如果遵守的话，人就会抑制与生俱来的“我意”（自负心）和“我欲”（自爱心）。康德因为是从人的内心出发寻求善，所以从结果上看他不得不承认“道德和幸福必须是一致”的要求。这是康德所言的最高善。

一个从最高恶出发，一个从最高善出发，虽殊途但同归：宗教（文明）如果缺少恶的自觉就不能发现恶和抑制恶。当宗教（文明）对恶让出真空地带，乘虚而入的就是恶的广泛性和泛滥性。亲鸾用救济的方法，康德用遵守的方法，都表现出一种观念上的纯粹性。所以当有人问岂非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的时候，表明提问者还没有超越善恶二元，还是在一个没有旋转的平台上玩魔方。

这就令人想起夏日漱石的《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小说人物的忏悔，其实完全超越了现世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是无罪的。但是，对无罪之罪的忏悔却昭示人们对形而上层面的良知责任的领悟。这时的忏悔者和被忏悔者都成了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自觉。无罪之罪为什么还要忏悔？这个问题就像越恶越好，罪大恶极更好一样，靠直线思维基本无解。而无解往往就是曲解的别名。

【七】

亲鸾在86岁的书简里，出现了“愚秃亲鸾”的自称。表现了他对世间的俗务、爱恨，烦恼始终无法释怀。亲鸾活到了90岁的天寿。这在灾害频发，战乱频至的13世纪绝对是个奇迹。

释迦牟尼活了80岁，亲鸾比他多活了10岁年，孔子是73岁，穆罕默德是62岁，耶稣是31岁，最澄是55岁，空海是61岁，法然是78岁，一遍是50岁，道元是53岁，日莲是60岁。从人类的生命史和寿命史来看，亲鸾在宗教领袖当中，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这其中的真相或许永远成迷。但奇迹和魅力就在这里：想解其中谜，但永远不会有谜底。就像读《叹异抄》，再怎样读，就是难解其中味。

亲鸾爱读陶渊明的诗文，并向往他的行为模式：辞去出人头地的官员职务，返乡循隐度安逸，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亲鸾在他唯一的自笔书《教行信证》中，也模仿陶渊明的写法：“归去来，不应该留恋他乡，在佛的指引下，回到本家来吧。”就像陶渊明眺望南山一样，亲鸾在自己的常陆乡下，眺望远处的筑波山。表现出对循隐的辄心向往之。

在90岁圆寂之际，他留下遗言：“我眼睛一闭，你们就把我丢到贺茂河去喂鱼。”不过，他的弟子违背遗言，将他的遗体隆重地安葬，这就是日本东本愿寺的起源。亲鸾的宗教，不用参拜，不用念经，不用扔香钱。这是世界上稀有的宗教。净土真宗所属的寺院数，在日本全国有两万多个，教徒有1400万人。

“亲鸾无一弟子。”《叹异抄》第六段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亲鸾的悲痛，连儿子都可以不要。他在84岁的时候，与唯一的一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原因是儿子曲解了他的思想。一个孤高异怪的形象，显得更加突兀而醒目。

亲鸾和他的弟子唯圆有这样一段对话：

亲鸾：唯圆，你相信我说的吗？

唯圆：是的。我相信。

亲鸾：如果是这样，我说的话你不会违反吧。

唯圆：绝对不违反。

亲鸾：好。首先去杀一千人。这样的话，就能往生。

唯圆：话是这样说。但以我的力量，一个人也杀不了。

亲鸾：这样的话，这不是违反我说的话吗？

这是一个思辨逻辑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可怕在于：你不杀千人，你怎么知道自己一个人也杀不了？据说，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晚年的日记中说道：一直到今天，我才从英译文件中获悉东洋的亲鸾。如果早在十年前就知道东洋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圣者，我就不去学希腊语、拉丁语了。我宁愿学日语，来研究亲鸾的教义。

 

【八】

 

 

这就又回到了文章的开头。

 

 

被害人质的亲属们何以能发出“仇仇相报无尽头”的“好声音”的呢？是否就是亲鸾的“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的宗教心使然？是否就是“恶人正机”的下意识使然？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亲鸾在塑造日本人宗教心方面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从亲鸾的家喻户晓性可以看出。家喻户晓到了什么程度了呢？举例来说，日本的出版社如果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就叫人写亲鸾的书，肯定好卖。前几年五木宽之的历史小说《亲鸾》（讲谈社）就成了畅销书。2011年度日本的大学考试的一道选择题：《叹异抄》中有“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的亲鸾语录。从下面对“善人”和“恶人”的四个定义中请选择一个正确的。大学考试能出这道试题，表明日本的高中学校还在学习亲鸾。也就是说，《叹异抄》中表现出的亲鸾思想，特别是恶人正机说，对日本高中生来说是必须的知识储备。这就有相当的思考深度了。当然也是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又说非常的“可怕”呢？

 

 

你听听几位大师们的如是说。日本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说：“所有的书都烧掉，只要留下两本书我就满足了，一本是《临济录》，另一本就是《叹异抄》。”但恰恰是表白留下《叹异抄》抄本的西田几多郎，在亲鸾提起恶的问题的800年后，提出了善的问题。他在日本哲学的诞生地京都，也在亲鸾的诞生地京都，想埋葬亲鸾恶的哲学，但自己反而差一点被埋葬。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哲学家三木清也宣称：“在万卷书中，我只选一本《叹异抄》。”而司马辽太郎说得更激动：“镰仓因为有了亲鸾而显得伟大。”

 

 

是不是正因为“可怕”，日本人才喜欢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