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占领的澎湖岛炮台，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

用唐化日本能达成天下观吗？能担当亚洲霸主的角色吗？发生在中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日本人的刺激是巨大的。一个文明的泱泱大国，成了他国堂而皇之的毒品集散地，在遭到当然的抵抗后，对方竟然兵临城下，大开杀戒。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流氓，多么的无赖。但就是这场看似有一万个正当理由的战争，中国也竟然败给了英国。丸山真男和加藤周一都是日本著名的学者，两人在共著的《翻译和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8年）一书中，有一段对话涉及鸦片战争：

加藤：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是中国，但当时幕府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热心地想知道英国那里究竟发生什么。

丸山：日本对鸦片战争的结果感到震撼。没有鸦片战争，日本将会是如何？很难设想。“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一意识促使日本人拼命收集资讯。但中国当时没有“这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个意识。鸦片战争和日清战争这二件事，对日本人的亚洲意识来说，都是很大的事情。

加藤：“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日本人的这一极端反应的结果就是明治维新。所以明治维新不久，政府就派出很多学生留洋，派出考察欧美的使节团。以此想推进西方模式的近代化。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深入到了日本海岸边，非常危险。

可见，鸦片战争的中国败北，给日本一个直感就是这个古老帝国已自身难保。再效法它的话，自己岂不也要被西方殖民？必须抓紧变革，必须脱亚入欧。于是明治维新的帆船迅速起航。1868年4月6日，睦任天皇（即后来的明治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成发表了著名的《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进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执政纲领。新政府中的改革派大都非常年轻。史称“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是39岁，大久保利通是37岁，木户孝允是34岁。他们充满活力，目光远大。

1889年，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年3月，也就是在甲午战争的4年前，山县有朋在他的对外政策的意见书中，提出“利益线”的概念。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为此他提出的军事观点是：为了日本的防卫，必须确保朝鲜的独立；为了阻断清韩间的宗属关系，必须将清国从半岛上排除掉。怎样排除掉？只能开战。对此，加藤阳子在《战争的日本近现代史》（讲谈社，2002年）中说，依据山县的这个理论，让朝鲜完全独立是战争的目的，但从结果来看又恰恰是否定了朝鲜的独立。朝鲜成了日本支配下的朝鲜。目的与结果是矛盾的。这样来看的话，所谓朝鲜独立只不过是战争的口实而已。从朝鲜独立到朝鲜支配，从亚洲开放到亚洲支配。这就是山县“利益线”的本质，信奉的是“丛林原则”。但这里还值得关注的是，山县在当时能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表明西学的国际政治在明治政府中的渗透程度，并依据西学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东亚政策，用来指导甲午战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就是山县“利益线”理论的战场实验。意外地旗开得胜，由此尝到甜头，便越发不可收拾。

大化改新后的17年，日本对外战争失败。明治维新后的26年，日本对外战争取胜。很显然，大化改新后的唐化，其结果是朝向自身的内面发展，日本完成了从神化到圣化的过程，但无助于战争。明治维新后的欧化，使圣化又转向神化，而一旦神化，其结果扩张与殖民就是这个国家应有的试题。一个向唐帝国学习，一个向欧帝国学习，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鲜明的。当唐化不再适用，当唐化日本不足以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时候，日本人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唐化日本，选择了欧化日本。甲午开战没几个月，历史学者德富苏峰就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及时写出了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并畅销全国。他在序言中就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并引出一个思路的链接：“有征清未必有扩张，有扩张才有征清。”而这个思路的登场，表明欧化日本的转型成功。自己是个岛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大陆。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地缘的宿命。为此，84年前的一份“田中奏折”文件，把这个问题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古；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现在东亚局势陷入困境。这个困境的一个来由就是晚清以来日本一直是这个地区的强国，它对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理论前瞻。看来日本在唐化的时候，并没有习得“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政治学问。





 

（在金州、旅顺陷落后，1895年2月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萨镇冰向日军投降，刘公岛上清军被遣返岸上。这张照片正是被遣返的清军在日军的监视下上岸。1895年2月16日，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日本人的苦心辩解】

围绕甲午战争，日本人学者也仍然在发表些议论。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家大江志乃夫在《作为东亚史的日清战争》（立风书房，1998年）中论述到，在东亚的日清关系，不是旧世界帝国对近代主权国家的对抗关系，而是包含了旧世界帝国的支配秩序，围绕这个遗产继承权的对抗关系，同时也是围绕为了入伍欧洲的近代主权国家作适应性的竞争。这种对抗和竞争以朝鲜为舞台反复地进行着，终于发生了日清战争。

这里作者想要说的是19世纪的日清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对抗和竞争的关系。一个围绕着有谁来继承旧世界帝国的支配权问题。一个是在跨入近代主权国家之后如何在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从结果来看，甲午战争使得古来的中华帝国世界，具体的说是在19世纪以清国为中心的宗属关系为基轴而构成的东亚世界，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华帝国自身也成了被殖民的对象。这段叙说实际上将本来是侵略它国的战争，悄悄偷换成了一个支配权的问题，一个对抗与竞争关系的问题。这段话透出的一个潜规则是：自己看不惯的国家，与自己价值取向不一致的国家，或者构成威胁，阻碍自己扩张的国家，可以通过武力的行使硬将其解体。

看来日本人还是比中国人较早看透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这正如时评家福田和也在《魂的昭和史》（小学馆，2002年）中谈到甲午战争时说，霸权主义是“世界史的游戏”，“不会玩战争游戏的国家是不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即便被殖民化也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的结论是：“正因为日清开战了，日本才没有被殖民。”联想到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的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入侵。这番话，说给要让你丧权辱国的谈判对手听，借用现在网络语言来表述的话，除了“脑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而另一位学者佐谷真木人在《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讲谈社，2009年）中这样分析道：日本人其实对日清战争也有复杂的二重认识。战争引发的胜利狂气，引发的民族主义异样的高扬，导向了国家迅速往战争方面发展。日本对周边国家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在感受到这个加害的同时，周边国家又把日本当作理想的国民国家来效法。

这个评说，是个事实的经验陈述。但问题在于国民国家是否就意味着战争？将战争的冲动生硬地切入国家意识中，那么诞生后的国民国家首要任务是否就是为了战争？如果国民国家必须与战争挂钩，或者说必须用战争的战车绑架国民国家，那么逻辑的提问是：人们还要这个国民国家干什么？黑格尔的历史进步说虽然首提“恶”的作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虽然首提“凯旋门”与“白骨堆”的关系，但都也没直说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战争。而由半藤一利、秦郁彦等五人对谈成册的《彻底检证日清·日俄战争》（文艺春秋，2011年），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国民战争的日清战争”。这显然是个鼓吹战争的标题，一开始就在底线上扭曲了历史进步。而另一位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讲谈社，2008年）中提出“交邻与属国”、“自主与独立”的对应概念，来展开对近代日清韩三者利害关系的论述。看似不乏新意，但其中透出的苦心不就是想摆脱来自“扩张与侵略”这个久已有之的批判吗？

竹内好，这位对中国友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则将扩张与殖民的日本亚洲主义纳入一种心情体系：一种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心情，一种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连带与侵略。这里，侵略是为了连带还是连带是为了侵略？先有连带还是先有侵略？语焉不详。如果我们真的挖不出这句话真意的话，那么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为日本人侵略找口实的说法了。幸好，竹内好还说过这样的话：“在日本的霸权下”这个固定的观念如果不被清算，日本人和亚洲人就没有真正的和解。那我们就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他的“连带与侵略”吧。

 【简单而实用的逻辑】

甲午战争的两年后，即1897年，一位中国青年人来到了日本横滨。他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这年是31岁。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完成“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的重任。

为此他与宫崎滔天相识，经介绍得到了犬养毅和古岛一雄等日本人的援助。

战争刚结束血迹还未干，被日本人打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照现在的民族主义心情者来看，应该记住仇恨，不忘雪耻才是。怎么还能跑到日本，接受日本人的招待与援助？退一步说接受招待与援助也就罢了，怎么还发表演说与文章，说日本是“模范”是“目标”是学习的“榜样”？原来这就是一位革命家的政治视野了。实际上球是圆的，牌也有多种出法。对孙中山来说当时“终二千年帝制”是其目的，为了达成目的，手段就是个选项问题了。辛亥革命最终成功推翻帝制，日本也就成了孙中山的“基地”与“福地”。这就是历史纠缠于人的地方。这样看来孙中山之所以被誉为“中国革命之父”，不就是他比别人看的更远些更高些吗？要说爱国主义，这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要说民族主义，这就是最值得赞赏的民族主义。续孙中山之后，中国一批批政治家和文化人先后留学日本寻道求经。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干脆在《劝学篇》中直接倡导留学日本：“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句话的分量如何解释都不为过。

鲁迅是在1902年东渡日本的，这是甲午战争后的第7年。在时间上不能算捷足先登了，但鲁迅从未骂过日本人。这是李敖说过的一句话。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你看，使鲁迅勇气倍增与良心发现的不是中国人而恰恰是日本人。这要在今天，会令多少人愤怒？网上潮水般的谩骂肯定会淹没任何声音。但当时的人则显得心平气和。是当时的人愤青不够还是今天的人太过纠结？

日本这位昔日的“学生”，何以能在“先生”面前“兴之暴也”？一个“蕞尔岛夷”，何来能量？向先进国学习，向强盛者学习，回来为我所用，有何不为？就这么简单这么实用的逻辑支配着当时的国人。文明与强盛固然不能替代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本身也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文明与强盛。记住仇恨就能带来文明与强盛？毛泽东不这样看。为此毛泽东将孙中山定位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相当准确与妥帖的。而毛泽东自己则在1972年的北京握住田中角荣的手，更是表现了一位政治家“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与胸怀，堪称中日交往史上的大手笔。

当然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自然有他自己的视野，对日本也不是照单全收，他也曾警告过日本不要乱来。如1924年他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题为《大亚细亚主义》最后一次演讲中，就警告日本是要做“西洋霸道的狗”呢？还是要做“东洋王道的干城”（即军人或武士）？说明他对日本的野心还是有所警觉。《朝日新闻》至今还不忘他的这两句话。如在2011年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辛亥革命成功的20年后，即发生了满洲事变。日本最终没走上孙中山所期望的王道，而是选择了以侵略为手段占据中国的霸道。”当然这就是历史了。但不幸是被孙中山言中了的历史。

不忘国耻不忘痛，所以甲午战争进入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深层。但如何才能不忘国耻不忘痛？这里，实力主义仍然扮演着最终话语权的角色。说得绝对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检验文明与野蛮的尺度。胜者就是文明的，败者就是野蛮的。这个模式就是十八九世纪以来强国制定的现在还未失效的国际政治间的游戏规则。所以睁眼看世界的话，古代文明强国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被迫的文明转型的痛苦之中。中国是这样，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国都未能幸免。如伊拉克这一古老文明国，就是被后工业文明的美国硬生生地灭掉了。无可想象的是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情，还根本不需要用历史的记忆去挖掘。可见在强权政治面前，古老文明一钱不值。对这个问题想通了，你就会明白：向你学习，然后用你的东西敲打你最后战胜你，这一并不难理解且很实用的交往方程式，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不但有效，而且相当权宜。这就是用你的钱用你的技术建造宝钢建造金山石化，然后制造出有朝一日打击你的锐器，这一手法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前不就玩得很转，玩得很有成效吗？

因为所谓历史总是在“呵，这就是历史”的叹息声中轻巧地转换身姿的。这就像日本人虽然在停泊于东京湾上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协议，但是令美国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建造这首战舰的曼哈顿造船厂，30年后在日本的经济打压下倒闭了。你看，究竟谁应该得意呢？谁是笑到了最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