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旅顺港，停满了渔船，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1890年代，佚名摄。）

【历史记忆与永远之痛】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中国叫甲午战争。日本人以地缘命名，用地缘来承受历史之重。中国人以年轮命名，用时间来承受历史之重。看似无甚意味的命名，但还是显露了一种心情一种姿态，一个强调永志不忘性。60年一个轮回，只要是甲午年，就必然会想起那场战争。甲午这个概念，在中国指向的是历史记忆。一个是已经发生，不值再提。因为从地缘政治来看，“清朝”早已成了历史名词，“日清”这个概念也成过去式。在这里历史记忆不再亮眼。

《朝日新闻》曾在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间，发表特集记事《历史还活着——东亚的150年》。记事里有一个“列举东亚近现代史十大事件”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日本人研究者整体上对甲午战争评价很低。如琉球大学教授比屋根照夫将甲午战争选为第5位，东京大学大教授三谷博选为第7位，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选为第8位，东京大学准教授加藤阳子选为第9位。而另一位东大教授北冈伸一和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都未将其入十。而中国，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学者都将甲午战争列为十大事件的首位或二位。可见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确实，与甲午战争相比，日本人的记忆深层是10年后的日俄战争。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这两场战争都是近代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一个祭奠，为什么分量的轻重与意义的有无会如此悬殊？原因很多。难逃视野的一个解释是日本人的记忆图象是清国积弱，俄国超强。与积弱的清军打仗即便胜了有何荣耀可言？与超强的俄军交手，即便死人再多，但就是了不起。这个历史记忆，日本人至今还很鲜明。所以日本人至今害怕的仍然是俄罗斯，恐俄症是无法治愈的顽疾。如北方四岛的预选方案都在俄罗斯这边，俄罗斯要怎么出牌就怎么出牌就清楚表明了这点。所以日本人虽也有时也会顾及中国的眼色，但恐中症基本没有听说过。如主动挑起钓鱼岛的争端不说，甚至宣称连“有争议”都不许列入认识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手中接掌了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倒塌，日本则一跃而成为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华帝国在日本积攒千年的尊敬和崇拜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厌恶与鄙夷。

如有日本近代东洋史拓荒者之称的桑原隲藏，在1898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著作中，一个亮点就是对“东洋”概念的再定义。把包括印度，中亚等地域的东洋，也纳入原本“东洋”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亚洲再也不是中国的“东洋”，而是涵盖了整个亚洲的“东洋”。这种泛“东洋”的规范与定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传统的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兴衰与流变，再也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而只能占取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事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再形象点说，多少年来日本人集合而成的对“中国的乡愁”已悄然转换成了“乡愁的东洋”。但问题是这一显然的学术转向，并没有被当时的国人所察析。梁启超还高调评价此书“繁简得宜，论断有识”。王国维亦有同感，说该书“简而骇，博而要”。他们全然没有嗅出这是重建亚洲新秩序的“春江水暖”。表现出闭塞与迟钝，甚至有些麻木。

当时就连具有大视野的作家夏目漱石，也把中国人称之为“支那佬”，并且毫无顾忌。如他在1906年写《片断》一文，嘲讽孔子的另一面是“盗炻行盗，这就是支那人”。日本人这种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认知转向，它的背景之一就是急于对霸权易手作系谱上和心情上的修复。所以我们说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永远的痛，其语出的逻辑看点也就在这里。

【两个日本的影幻重叠】

近代日本第一场对外战争，就选择了曾经是先生的中国为对决对象。它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在于：日本背弃了原本的“唐化日本”，步入了“欧化日本”的轨道。

原来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层，一直存在着二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个唐化日本的形成，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有关。而第一次对外战争的对象也是中国。那就是663年的海战——白村江之战。唐军与新罗军对决日军与百济军。结果是日军与百济军大败。史书记载是“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日军400多艘船被大火吞噬。此役的惨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900多年间都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天智天皇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诚惶诚恐地专注于一件事，就是如何防止唐军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他下令修筑九州岛和四国的防御工程：水城。

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这场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那就是646年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这场改革的本质就是从制度上加速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庸调制，甚至还仿照唐文化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其结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由此诞生。这里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后的日本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取胜？改革为何倒反失去了原动力？日本人在反思这个问题。反思的结论就是唐化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还必须更彻底地从上到下的唐化。于是被战争中断了的遣唐使又得以恢复。这是天智天皇的弟弟天武天皇的决定。在外交上也先后与唐、新罗媾和。在日本人的眼里，那个时候的唐是“文明”的，“有道”的，是值得学习的“理想国”。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明”变成了“野蛮”，“有道”变成了“无道”的呢？以至于使日本下决心再次与中国开战呢？因为甲午开战的一个口号就是文明对野蛮，有道对无道。其实往深处思考的话，原来在这个时点上并不是中国不文明了，也不是中国不有道了，而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在明朝以后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就是“中华”了。

【本场中国出问题了，日本怎么办？】

江户德川体制的建立，首先依靠的是幕府御用文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是他们把中国儒学的精华引进到日本政治思想中去。当时的德川家康考虑政权的正统性问题，出台了诸如武家诸法度和公家诸法度等文件，这就与继承霸权的丰臣秀吉很不一样。这个时候日本将自己定位为：日本是中国这个大国模式的迷你模式。其方程式是：中华模式—天皇—德川幕府。用中华模式来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虽怎么看都有点滑稽，但这也确实表明德川日本还是认同东亚的老大是中国，自己甘做“迷你中国”。

但日本的这一模式最终没能得到实现。或者说这一模式被强制性地折断了。主要原因是就在这时候明朝灭亡了。这在当时的东亚社会是个大事件，对日本影响也甚大。明灭清出，非汉族抬头。这对用意周到的德川家康来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是因为日本一直以中国为“真”，自己为“假”；中国是“真名”，自己是“假名”。现在“真”出问题了，“假”就陷入了困惑。本场中国自己的正统性都出了问题，大前提的轴也就断裂了。这是日本日后走向锁国然后又走向扩张的一个很大理由。因为在日本人眼中，中国就是华人（汉族）为其代表的（金和清的体制都是非中国体制）体制。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同意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成祖则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这个行为模式揭示了当时日本人的共同心态：只认可汉族的中华帝国。所以明朝灭亡对日本打击很大的原因也在这里。

由此，日本开始尝试建立独自的国家体制。首先建立独自的生产体制和经济体制。开始走向“实学”，开始国产化。但幕府在焦急，日本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国家呢？便召集文人开始议论日本的模式。没有中国模式，日本自身的模式是否可行？对此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提出议案：日本等于中华模式。要注意的是，这里中朝的“朝”并不是指朝鲜，而是指中国与日本（本朝）朝廷相比的话，日本反面更具有一贯性。山鹿素行认为：与经常有异民族作主导的中国王朝相比，日本王朝则保持了天皇家同一血脉。这种具有一贯性的日本，才是中华秩序的发信地。所以日本也就成了中华秩序的中心。既然日本是中华秩序的中心，“脱中国”的设想也就呼之欲出了。山麓素行这一本末颠倒的意识形态论，对日后的日本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如果从这一逻辑推导下去的话，就会得出日本历史的发展才是中华文化圈全体的发展结论。这与以后的“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圈”，“八弘一宇”等与战争相伴的思想出台，在根性上有其惊人的一致性。或者干脆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



 

（在金州、旅顺陷落后，1895年2月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萨镇冰向日军投降，刘公岛上清军被遣返岸上。这张照片正是被遣返的清军在日军的监视下上岸。1895年2月16日，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从盟主意识到霸主野心】

 日本人开始丢弃唐化的日本，转向欧化的日本，也是发生了必须要转向欧化的事情。

1738年出身于江户的林子平，是幕臣的儿子。他在死前的1791年完成十数卷的《海国兵谈》。这本书在当时的价值所在就是敲响了这样的警钟：日本四面围海，只要在海上出现自由往来的船舰，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日本必须充实海防。“荒海怎样防止外来侵略的思考？”这在日本成了一句名言。要加强海防，就必须要有船坚炮利。而从哪里能搞来船坚炮利？只能转向欧洲。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西洋天文学与地理学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日本人的眼前。日本人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万国”的存在，而这个“万国”又可再分为“东洋”与“西洋”。德川家康的御用文人新井白石在1708年的《西洋纪闻》中，就用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区分了他眼中的西洋与东洋。而西川如在《华夷通商考》的著作中，则干脆插有“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这种带有冲击性的世界图象，成了日本重构政治版图和文化地图的重要契机。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在意识层里得到了改变。而当这个天下观一旦得到改变，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便开始瓦解。而伊藤之雄在《日清战前的中国朝鲜认识的形成与外交论》论文中则给出了这一变化的心路历程：从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是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日清战争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854年3月，美国的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在前来迎接的日本交涉团面前，佩里这样说：小笠原诸岛的70多个岛屿，都是我们美国人发现的。现在已经殖民了，就用珀尼·埃以朗的读音来命名吧。这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集体仰天。佩里继续说：怎么样？你们贵国任意作成的纪录文献，即便再怎样详细，都没有一点国际性的价值。这个时候交涉团里的一个叫做小林的人，突然想起了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这本书。这是在1785年出版的书。据佩里这次来航已经70年了。《三国通览图说》后由荷兰人传至欧洲，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位小林对佩里说，这个岛屿是个无人岛，本名叫小笠原岛。之所以叫小笠原岛，是因为在过去有一个叫小笠原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岛，并带回地图，附上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岛屿是日本人最初发现的。原本想蒙一把日本人的佩里，想不到日本人并不好蒙，便无语。这以后围绕小笠原岛再没有提及第二次。其实这书中所绘地图并不精确，尤其本州、四国、九州以外难以测量的地方，大都为林子平任意杜撰。但有趣的是，该书还是在与日美交涉群岛主权的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这件事表明当时日本人已具有国家意识，并意图性地用这种国家意识来抗衡西方列强。

这就联想到日本人曾把甲午战争称之为是用“国运相赌”的一场战争。也即是说国家命运在此一举。这无疑也是一种国家意识。据《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时就连社会地位最卑微的日本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而当时的清朝就很难说有一种自主的国家意识了。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是，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曾派使节向清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认为不可能为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这就表明当时的李根本就没有“大中华”这个国家意识。所以胜海舟这位日本著名的维新人物，在其《冰川清话》中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日清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战胜清国的胜利，因为那里原本并不是国家，那里有的是民众。而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的历史小说中这样写甲午战争：“胜利的最大要因不在日军。而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为国家而死的观念基本没有。”多少年前中国学者李泽厚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题。这里“启蒙与救亡”当然是一种国家意识。但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凹凸的两大主题，距甲午战争已经是25年了。后来不幸的是救亡又压倒了启蒙，启蒙也就半途而止。这样来看，就国民的国家意识而言，中国比日本至少晚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