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容易赚钱的吗？

谁都知道日本并不是酿造威士忌的国度。但偏偏是日本产的威士忌打破苏格兰一统天下的格局，为东方世界挣得一席之地。因为就在今年1月28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山崎50年”——2011年推出的全球限量的150瓶，当初上市价为100万日元（约6万元人民币），而在拍卖会上则以3250万日元（约200万元人民币）成交，打破单瓶日本威士忌高价记录。

日本酿造威士忌的成功，再次给我们启示：造物有灵且美。这也就从逻辑上解释了近年来旅游客去日本扫货爆买的原因。前几年是从小到百元店的指甲钳、剥皮刨刀，大到专门店的马桶盖，近两年是爆买高层公寓到护肤美容和医疗。就在前几天，日本TBS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段还播放了今年以来中国游客消费动向的专题片，从牙科的种植牙到癌症的诊断和治疗，这些中国游客都是当场支付几十万到数百万日元不等的现金或刷信用卡，还直呼便宜。

当然还有令人哭笑不得的代购。这圈子越滚越大，商品内容越来越多的代购，还是胜过了海关的诸项新规。世上有这样容易赚钱的吗？只要买货倒手加价就能赚钱。这个最原始最不具任何资质，人人都可以干的代购，它的潜在意义一直都被我们忽略了。其实代购这个商业行为本身就是用脚投票，就是对日本人造物文明的最高奖赏。因为世间至美的法则，就蕴含在这些拙朴的工艺中。

问题是明明知道代购到手的货物，几层转手加价已经不便宜，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需求量？看来还是宁可价格贵一些但还是要真货这一简单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也就是说，食与用的安心和放心，是现在国内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代购者用人家的造物文明赚钱，代购的使用者出钱享用人家的造物文明。这样来看，在我们的眼里，日本造物就是牛。

日本造物为什么是牛的？这就涉及到日本造物与匠人文化的诸问题。

中国的女明星为何性感缺失？

在日本，做东西（物作り）与制造是意思完全不同的用语。前者强调自己动手和经验性，带有技与术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后者则表工业化时代的大量生产。前者强调手，后者强调机器。所以日本又被称之为“手工艺之国”。手与机器的本质差异何在？就在于手与心相连，而机器则无心。当然现代机器人也被安置了“人心”，但这颗“人心”还必须用人心来操作，所以本质看还是无心。有心对无心，所以手工艺能发生奇迹就不奇怪了。

所以，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说，所谓手工作业也就是心的作业。制作一件器物，就好像是记录自然的恩惠一样。如对材木的切割，削平，打磨，都是通过手将自然之美更鲜明的体现出来。而能体现自然之美的劳动又是快乐的，而在快乐的同时，也定格了品物美的内在要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手工艺恰恰才是文明的根。

谷崎润一郎在1909年写《刺青》小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刺青恰恰就是日本匠人将精魂注入对方体内，使其内在美，自己甘做这个内在美的阶下囚的一个典型。当刺青匠人清吉寻觅到有着洁白肌肤的艺妓女孩，当清吉在她身上刺了一只妖异绝美的八爪蜘蛛，当清吉每注入一滴朱砂，就像他自己的一滴血注入那女孩体内，当早晨的阳光恰好照射到整个刺青图案，女孩的背部一片灿烂，刺青匠人清吉则一阵虚脱，好像自己的生命已被抽空而融入女孩的刺青之中，有趣的是，他倒反在这一过程中看清了自己灵魂的色泽。所以，当清吉说出“所有男人、所有人都成为你的牺牲品”的时候，女孩背上蜘蛛节肢随之有了生命般地游动。这就是所谓的佳人之美，刺青之美，刺青隐于体，魅惑隐于身。现在看来，1909年的谷崎，能有这般对匠人精神的礼赞，也确实表明这个国度从上到下，从古至今弥漫着的一种宗教情愫，就是神圣之职就在你我的手中。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刺青研究第一人松田修在《刺青·性·死——逆光的日本美》中说，永远别让刺青成为家常便饭式的庸俗之物，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刺青才能真正保有它的美学价值。这里，刺青师无疑就是匠人，他们往往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件作品，无论这个对象是男人还是女人。而且女人还要脱光衣服，这些刺青师还不能有丝毫的邪念，还要控制自己的情欲。但控制得太过又会影响刺青作品的灵气和色气。因此，这些刺青匠人还必须面对来自内面的剧烈冲突。

三代目雕佑西是享誉世界的日本式刺青大师，他的作品可以说每一寸都细腻得经典。但他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名刺青匠人，并没有想过自己是画师。1971年出生的酒井法子，她的私处有一对蝴蝶纹刺青早已不是私密。用“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的谷崎逻辑来看，酒井法子显然是一位樱唇颤动的完全合格的“恶魔”匠人，她让男人俯首跪拜，从而验证女性的官能美，足能让男人惊鸿一瞥。

由此而联想到的是最近也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女明星拍照不够性感？这倒也是个有趣的问题。若从明星这个职业角度来说，笔者以为就在于我们的女明星们在骨子里对自己的接纳和调教还远未到火候，再加上为追求世俗功利而带来的假高潮，更是硬伤了她们自己的性魅力，从而在整体上给人性感缺失的感觉。

这也表明我们的女明星们多半还未成为这个行业的匠人，当然也更缺乏匠人精神了。不过，有的东西也确实是学不来的。这正如胡兰成说过，源氏物语的日本是女人的文明，老庄的中国是男人的文明。这表明文明的机质首先就不同。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艰难

我们在谈论日本匠人的时候，发现很多日本人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由此故，日本也是盛产“诸神”的国度。

比如，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一生只捏寿司，为了保护制作寿司的这双手，他连睡觉都带着手套；咖啡之神关口一郎一生只冲一杯咖啡，他与世界主流唱反调，认为陈年咖啡豆才是咖啡的最高；蒸笼之神大川良夫一生只做蒸笼，令人惊叹的是这家老铺沿袭1000多年前的技术，说制作的蒸笼完全不使用黏着剂，而是用樱花树皮一针一线缝合出来；螺母之神若林克彦一生就是做螺母，最终全球首发的“永不松动的螺母”就诞生在日本。

正是一生只做一件事，日本的长寿企业数量全球第一。朝日新闻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过一本《持续百年企业的条件》的书。根据帝国数据，千年以上企业有9家，500年以上企业有39家。而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数是19518家，200年以上是938家，300年以上是435家。而据光产业创成大学院大学的后藤俊夫教授的推断，如果将一些个人及创业年数不详的公司也算入，100年以上的企业有50000家，200年以上的企业有3000家。

这样来看，日本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的老铺大国。老铺大国一定是与什么有关？一定与一生只做一件事有关。因为很显然，一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并不难，这或许出于内在或许出于某种需要。艰难的是社会绝大多数人都专注于做一件事，这就非常的了不得。这一定有一个外在的硬性约束存在，否则它不可能存在也难以存在。一种什么约束呢？

这就令人想起早在1979年山本七平写的《勤勉哲学》畅销书。这本书讲驱动日本人行为有二个原理：一个是至诚，一个是勤勉。武士道里有剑禅一如，把它推而广之，就是农禅一如，工禅一如，商禅一如。意思是说，干什么工作都要像坐禅一样，通过努力达到物我两空的境界。

而活跃于江户中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在44岁的时候，在京都开设私塾，向江户人传授 “经商之道”。他也讲二个原理，一个是“谋人我两利”，一个是“利他经营”。当然，这类“心灵鸡汤”恐怕也是说易做难。为此石田梅岩又强调人的“知性”的重要性。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要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俭约。石田的这套“经商之道”在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看来，简直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的东方版。

而稻盛和夫在他65岁的时候之所以能做出决定，在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实际上就是想修业知性，排除私欲。“诸业即修业”的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干什么工作都和寺庙里修炼的和尚一样伟大，职业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且任何工作都可以承载人生的全部意义。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诸业即修业”的硬性约束，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基因。

于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浅田次郎的短篇小说《铁道员》，更是将日本人尽忠守职的“一根筋”精神注入了铁道文化之中。寒冷与风雪。北海道根室本线的幌舞站，小的不能再小的站。几十年如一日的乙松站长，习惯了在风雪交加的严寒中，在站台上等候六分钟，挥舞着小旗引领19点的末班车进站。然后在工作日志里认真地写上“今日无异常”几个字。

于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幸田露伴的小说《五重塔》，写匠人在造物中的全身心投入，还包括用生命为品质负责。小说描写五重塔在落成前夕遭遇大风暴，负责造塔的木匠十兵卫在暴风雨中怀藏六分凿登上塔顶，打算一旦塔被风暴损坏就自杀殉塔。

天皇也是从业和敬业的匠人

其实，你只要放大了去看，在日本，天皇也是一种职业。因为是职业，所以天皇也必须从业和敬业。从这个角度说，日本的天皇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匠人。

前几年讲谈社出过一本《天皇陛下的全部工作》的书，作者山本雅人（皇室采访的专门记者）在书中披露宫内厅在2004年发表的数据，表明天皇当年的工作件数加起来一共是710件。这其中，最多的是国事行为的“执务”占101件，其次是国内要人及有功人员的“拜谒”占94件，第三位是皇宫勤劳奉仕团（包括皇宫内清扫作业人员）的“会见”占66件。此外还要出席各种祭祀活动，出席各种仪式以及视察，鉴赏等活动。

这710件工作如果再分的话，与国外有关的是173件，与国内有关的是537件；天皇单独工作的是160件，天皇与皇后一起工作的是550件；皇宫内的工作是597件，皇宫外的工作是113件。现任的明仁天皇为什么要自己提出退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年老体衰，无法保证作为天皇应该具有的敬业与勤勉来考虑问题的。因此，天皇退位，也可理解为工作匠人的退位。

既然天皇也是一种职业，天皇也必须敬业和勤勉，那么在日本，职业就是一个最为广泛的概念——凡是把自己的力量对象化，都统称职业。因此在日本，一国的总理大臣是职业，活跃在大街小巷的AV演员也是职业；大学教授是职业，上床的酒吧陪酒女也是职业。有高贱之分吗？如果说没有肯定是在说谎，但从逻辑上看，这些职业所要求的敬业和勤勉程度则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它们本质相同，不同的仅仅是职务。苍井空在性的表现过程中如果不敬业不勤勉，我们的粉丝会喜欢她眷恋她吗？所以饭岛爱说，当我叉开双腿，想到的这是工作，不真不行，不真就对不起我的搭档我的观赏者。

确实，日本人不全民炒房，也不全民炒股，更不全民代购，看上去他们有一种有钱也不想赚的木讷和沉默。但木讷和沉默恰恰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们在创新，他们在吃透用户体验，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提升技术绝活。他们是隐形世界的王者，低调，务实，不以聪明为荣。这种低调与务实，使我们在东京随时就可说出伞的匠人小宫商店、铜锅匠人中村铜器制作所、玻璃匠人小林硝子工艺所、制砚匠人的宝研堂、足袋匠人的大野屋总本店。

社会原动力的主要支点

应该承认，日本人擅长于非连续的原理替换，从而具有很强的“变”和“改造”的能力。他们善于把庞大的复杂的东西改造成小巧精致的东西，从而体现了汤因比的“人类的文明渐渐从复杂的东西发展到单纯”，即“渐进的单纯化法则”。

但我们又发现，在这个法则的背后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匠人们需要忍耐单调，重复，枯燥，无味。每天重复一个动作，每天从事同一生产对象。他们一辈子就为了制作一双筷子，一辈子就是为了制作一把和伞，一辈子就是为了制作一双木屐，一辈子就是为了在美女的高跟鞋鞋底下面，敲上一块小小的鞋掌。怎么看都是卡哇伊的。

但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日本人才得以自豪和骄傲的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工艺品，有谁能来抗衡？一个卫生间芬芳剂就有上百种类的国家，一个创口贴就有数十种类的国家，一定是神经质的，但同时又是纤细的，美学的。看来不成熟，孩子气，纯真性格，能更多的能转化为持之以恒，万事用心，不往“我又不是傻瓜”处去想问题的情性。而这种情性，恰恰是社会原动力的主要支点。

日本华人著名的经营者邱永汉在1993年出版《中国人和日本人》一书。早在那个时候，他就把日本人定义为匠人，把中国人定义为商人。我们知道，商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太想明天就发财，太想明天就能成功。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炒房团一会儿是雄安，一会儿是海南，现在又去炒临近朝鲜的丹东房产。总之，一有风吹草动，一有新的政策出台，就首先想到商机。这当然是商人的“春江水暖”。但当一个国家全民都是商人的时候，那些“我又不是傻瓜”的活，谁去干呢？

这个世上没有明天就能成功的事情。技术方面的短板有时也是难以跳跃的。比如，最近热门的中国“芯”话题，有一种高调说法认为我们都能造原子弹，还怕芯片的“短路”？表现出相当的不服气。但问题在于朝鲜也能制造原子弹这个事实，表明制造原子弹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单项技术。而芯片技术所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发达的成熟的产业生态。要形成这个产业生态，就需要积累，需要恒久，需要匠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只有美国才能生产的芯片，最有希望紧跟其后的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具备了三个“需要”。所以我们不服气也没有用，我们更需要积累，更需要恒久，更需要匠人。

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统计，东京都内有257家企业2018年迎来创业100周年。按产业来看，制造业为83家，数量最多。这确实了不得。这也表明日本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在最现代化的表象中，与最古老的过去相连接。究其原因，正如柳宗悦在《工艺之道》里所说的“工艺之美，最终还是秩序之美。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环境，也就不会有工艺之美的存在”。这也看来，少动乱少折腾是日本胜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美的兴衰与社会兴衰在历史上总是同步的。

在日本，“纸”的发音与“神”（kami）的发音相同。表明纸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纸之美，在纸本身，也在于纸的承载。在和纸身上，我们最容易看到日本的姿态：洁净，温润，坚强，同时充满特殊的情趣。